厦门最早出现的教堂：竹树堂

　　竹树堂全称厦门市竹树基督教堂，始建于1849年，次年落成并正式开堂礼拜聚会，迄今已有一百六十年的历史。现有建筑系1935年重建，以原街名命名为竹树脚礼拜堂。礼拜堂所属范围面积为2751平方米，圣殿面积为391.5平方米。由于历史原因，本堂于1981年12月20日才恢复聚会，蒙主的引导与祝福，各项事工更是日渐完善，教会日渐兴旺。这座位于厦门市开禾路133号的百年老教堂又有怎样的历史故事呢?

　　打马字牧师在鹭岛的传教人生

　　1847年8月19日，美国归正会宣教士打马字牧师乘帆船卡罗莱号由香港抵达厦门。开始其在厦门长达四十多年的宣教生涯。

　　打马字来厦后，在筼筜港岸边的一片因竹林茂盛而被称为“竹树脚”的地方(今开禾路口)租赁民房为布道所。1850年7月，布道所进行翻建，在民房上加盖一层。同年12月23日，正式举行礼拜，主日上、下午聚会。当年受洗有五人(含新街堂会，当时两堂同为一个堂会，直到1860年才分成两个堂会)。次年2月26日教会创办小学。1855年信徒发展到百余人。1856年5月13日举行首次长执会议，长执会制定规章八条，并公示三星期，得到所有信徒认可。由于信徒增加，教会遂于1859年10月30日，花费1300元大洋在竹树脚民房附近建筑一座正式教堂，并举行献堂典礼，教堂以所在地命名称“竹树脚礼拜堂”，现简称为“竹树堂”。

　　打马字牧师在竹树堂传道近二十年。他牧会非常成功，关心信徒生活，经常给予帮助，因而得到信徒的敬佩。打马字的家人亦热心福音事工，参与厦门的宣教、文教工作。1870年，打马字夫人马利亚在竹树堂开办女学，招收妇女入学。后学校迁往鼓浪屿，成为著名的毓德女中。其二女儿马利亚发起厦门戒缠足会，为厦门废止缠足陋习做出了贡献。

　　打马字、杜嘉德等西方宣教士看到中华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。单靠几位西方宣教士难以使福音传遍神州大地。因此，他们倡导华人教会自治，重视本土传道人的培养。1855年4月8日，竹树堂与新街堂共同选举四位长老、三位执事。1860年6月26日竹树堂长执会成立，1862年，叶汉章长老被按立为竹树堂首任华人牧师。竹树堂也因此成为中华教会自治、自养之始，在中国教会历史上，写下了光辉一笔。

　　竹树堂首任华人牧师叶汉章是平和人，生于1832年3月29日。年少被厦门一木材商家庭收养。他早年听过打马字讲道，被圣灵感动，决心归主，但遭到父亲反对。后来，叶家的财产在小刀会动乱中尽失。走投无路的叶家人被打马字收留，他们从打马字的行为中见证了基督的大爱，深受感动，遂全家归主。此后，叶汉章立志终生献给主，他进入神学院学习，同时在教会侍奉，由于他基要真理扎实，又熟悉厦门风土民情，因此成为首位华人牧师的不二人选。在竹树堂侍奉18年后，叶牧师又到小溪、台湾等地宣教，为福音在闽台的传播做出了贡献。

　　1883年，叶汉章牧师前往小溪，郑鹏程先生任竹树堂会第二任牧师。次年，竹树堂兴办救世医院厦门分院。1909年6月2日 郑鹏程牧师归天家。由林温人先生任竹树堂会第三任牧师。1915年，堂会建立幼稚园和蒙学堂。1930年，吴景星先生任竹树堂会第四任牧师。1934年，由蔡志澄先生任竹树堂会第五任牧师。他开办民众夜校和勉励会，培养青年信徒读圣经，吟圣诗，学习文化，并创办堂会报刊《竹音》。1938年5月10日，厦门沦陷，鹭岛被日军占领。不少信徒逃往鼓浪屿或外地避难，使参加礼拜人数减少。杨怀德先生任竹树堂会第六任牧师。1940年，陈清洁先生接任杨成为竹树堂第七任牧师。1943年，林仪先生任竹树堂会第八任牧师。1945年9月日本投降，厦门光复。大部分信徒回到厦门，教会礼拜人数大增。教会聘请原英华中学校长沈省愚先生担任传道，其妻邵友文女士负责青年及慕道者众的牧养工作。次年，沈省愚离任，前往龙岩。郑锡爵先生任竹树堂会第十任牧师。是时教会信徒达600人。

　　49年后，竹树堂加入三自。 1958年厦门教堂实施联合礼拜，将一些小教堂并入大教堂。厦门开元区关隘内堂会、溪岸堂会、深田内堂会合并入竹树堂会。此时竹树堂的牧师为严天佑。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爆发，竹树堂和其他教堂一样难逃厄运，被迫关闭。

　　1979年，国家落实宗教政策，一些被关闭的教堂重新开放。1981年12月20日，竹树堂恢复聚会。据竹树堂史料称“是日信徒数百人，悲喜交集，感恩流泪。”在神的保守下，1983年，教会各项工作逐步恢复，教会动工翻修教堂，找回被拆走的大钟，有无名氏奉献偿还维修欠款，福音兴旺，归主人数增加至400多人，圣歌团人数增加至60人，信徒达1000多人。并设立勉励会、祈祷会、圣歌团练唱。厦门市基督教两会任命严天佑牧师为竹树堂会正。

　　1859年以来，竹树堂先后存在三座礼拜堂。第一座兴建于1859年。1903年，因教堂附近民房失火殃及教堂，教堂在火灾中被烧毁。次年12月，由美国友人与信徒奉献，重新建堂，建筑费用7000元大洋，建起第二座教堂。现有建筑为第三座教堂，她于1935年重修，所属面积为 2751 平方米，教堂面积为 391.5 平方米。据专家介绍，竹树堂建筑风格接近于哥特式。教堂结构处理上则是对西方的先进结构材料加以折衷，融化在闽南建筑风格中：其屋顶结构未采用西方传统教堂的尖拱式扶壁技术，而采用木构三角镝。

　　竹树堂历来重视宣教工作，在其建立初期，就派出福音使者前往平和、安海、龙海等闽南地区传扬基督的救恩，带领不少闽南乡亲归向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1860年，当时在竹树堂牧会的英国牧师杜嘉德前往台湾访问，发现台湾文化与闽南地区血脉相连，认为可以将教务拓展到台湾。他多次写信给差会，要求派宣教士到台湾。在他的呼吁下，英国长老会派马雅各、李庥等宣教士入台宣教，使台湾熄灭了200多年的福音之火得以重燃，并从此扎根于宝岛。1872年，叶汉章牧师前往台湾宣教，广受好评。进入21世纪，本堂遵循主耶稣将福音传到地极的大使命，发扬热心宣教的优良传统。弟兄姐妹们积极地在生活、工作中向家人、同事、朋友传福音，在圣灵感动下，主不断将得救的人数加增给竹树堂。教会还组织外宣组多次到林墩等地传福音，领人归主。

　　160年来，本堂信徒不仅热心福音事工，更在社会上做光做盐，积极参与厦门社会的各项工作，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。打马字牧师的妻女兴办女学(毓德女学、田尾妇女学堂等)、废止缠足，使不少妇女击碎封建枷锁，得以自由，促进了厦门妇女的解放。郁约翰医生在鼓浪屿建立厦门最早的西医医院救世医院，解除了很多病患的痛苦。陈金芳执事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，投身于厦门的革命运动。近年来，本堂成立“主爱基金会”，并多次为灾区捐款，为社会福利事业做出贡献。

　　近现代西洋音乐在鹭岛的发扬

　　1840年的鸦片战争，列强以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。1841年8月26日，厦门被英军攻陷，鼓浪屿被英军占领了5年;1902年11月，清政府批准《厦门鼓浪屿租界土地章程》，鼓浪屿沦为“公共租界”，逐步成为“万国建筑博览岛”和“西方文明远东传播中转站”。1842年8月，中英签订《南京条约》，厦门成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，并于1843年11月2日正式开埠。1842年2月24日，美国归正教会雅裨理牧师乘英舰登上鼓浪屿，并在鼓浪屿建立了归正教会。此后，一系列教会在鼓浪屿建立。在中国被迫向西方基督教全面开放后，外国教会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在鼓浪屿创办学校、医院，设立书局，出版书报，创造“闽南白话字”，举办慈善事业等，以此招揽信徒。

　　西洋音乐艺术的历史始于基督教音乐，其主体是基督教音乐。基督教是音乐宗教，唱歌宗教。音乐是基督教传教布道的一种表达方式，教会是普及和发展音乐的推动力，牧师、传教士们在这个过程中，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。一分为二地看，基督教音乐是一种实用艺术，除了宗教功能以外，还有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，教导人们追求真、善、美;有些甚至没有或少有宗教色彩，是人们生活中的座右铭，有不少箴言或名句;这些音乐能愉悦人们的心灵，因而获得人们普遍的喜爱。

　　基督教音乐对西洋音乐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：五线谱的使用，和声学的发展，do.re.mi唱名法的发明，四部合唱和混声男女合唱的奠定，声乐美声唱法的奠定，管风琴的制作与发展，字母谱唱名法在亚洲的推广和应用，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声乐，对声乐艺术的发展起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日本著名音乐史学家属启成在其1958年所著《音乐史话》一书中说：“音乐由于基督教而取得了不寻常的发展。如果没有基督教，就不能想象中世纪的音乐，而今日的欧洲音乐也将会成为完全另一种面貌。……普及和发展音乐的推动力是教会，制定音乐的体制并对乐谱加以研究的正是那些教会修道士。而且也正是在教会音乐中，开创了复调音乐的形式并完成了对位法。乐谱的印刷是为了教会作弥撒用……从音乐的全部理论到记谱法，以至合唱、合奏，都是中世纪的遗产。即使说今天的交响乐和歌剧，内容是世俗的，但也不能与中世纪教会无关。”

　　为了方便一般民众识字、阅读《圣经》和吟唱圣诗，1851年，传教士罗啻、打马字、养为霖等，共同创造了简明扼要、通俗易懂的“白话字”，即用罗马字母略加变更，制定23个字母，联缀切音，凡是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方言，均可拼成“白话字”。这种“白话字”不仅在厦门，而且在闽南、台湾乃至东南亚推行。目不识丁的人，通过半年的学习，就能用“白话字”读书、唱歌、写信。白话字圣诗配以简谱，使基督教音乐迅速、广泛地传播。

　　1862年 ，宾威廉牧师又编译了《厦腔神诗》20首。因为他们都采用白话字，影响极大，不断再版，经后人不断增补，成为1934年基督教闽南大会编修的《闽南圣诗》(300首)底本。其影响不限于宗教信仰，还使信徒们对西洋的集体歌咏演唱方式，对西洋乐谱、乐器(以风琴、管风琴、钢琴为主)以及音乐风格等有直接的接触，许多闽南人，特别是鼓浪屿人，就依靠一本只有10来首的“白话字”圣诗，接受了西洋音乐的最初启蒙。可以说，厦门，尤其是鼓浪屿，是传教士们在中国实行汉字罗马化最早和最成功的地区，也是基督教音乐最为普及的地区。

　　20-30年代，基督教音乐——西洋音乐在鼓浪屿盛行，用西洋近代作曲手法创作的校歌频频问世，并出现合唱团和管弦乐队。在引进了风琴、管风琴之后，又引进了钢琴、口琴、大小提琴、小号、大小洋鼓、军乐器和手摇式留声机等乐器。菽庄花园主人林尔嘉于1913年购进了属于中国人的第一台私人钢琴，最早的一批音乐家庭开始出现。鼓浪屿首批学习西洋音乐的人，更是身体力行，主动远离家乡到外地、外国学习、深造，并在学成后回乡举办西洋音乐会。西洋音乐关于和声、复调、乐器和记谱法的科学体系，已被引进和吸收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“洋为中用”的一部分。

　　鼓浪屿的基督教音乐，确实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众多的音乐人才。现已退休的原四川音乐学院教师白建修先生也是老鼓浪屿人，他回忆起当年唱诗班的演唱，认为鼓浪屿人走上音乐之路，很大成份是得益于基督教音乐的影响。他说：“小时候的唱诗班，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。”已步入耄耋之年的林先生原在北京工作，他回忆说：“小时候在鼓浪屿学校学唱的圣诗，如今我还记得好几首!”特殊的环境和文化背景，造就了鼓浪屿人从小就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，以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历次来鼓浪屿招考高等音乐院校的老师们都认为，鼓浪屿生源的乐感素质特别强。而这些历年来考取高等音乐院校的学生，有相当比例是出身于基督教家庭，如著名的演奏家殷承宗、许斐平、许斐星、杜守达等无一不是从鼓浪屿礼拜堂的唱诗班开始，经过国家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，走向世界乐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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